清代民间铸造的“开元通宝”。来源/王钊《开元通宝的产生及意义》
唐乾封元年(666)所铸造的“乾封泉宝”才是正式的年号钱,然而没有行用一年就作废了。此后,唐代还铸造过许多年号钱,如乾元重宝、大历元宝等。毫无疑问,唐钱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开元钱,它是唐代三百年间最主要的钱币,唐以后还流通了上千年,且其轻重、大小成为后来制钱的楷模。宋时有诗人叹道:“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甚至到了清朝,较为偏僻的两广地区市场上仍然流行着开元钱。
开元钱对周边国家也有深刻的影响,东至今朝鲜、日本,西至今阿富汗境内,都有开元通宝的仿铸和使用。以开元钱为核心,形成了一个货币文化体系,维系着整个东亚、东南亚的货币制度稳定与区域经济发展。
史家常以汉唐并举,其发行的铸币同样也是如此。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起,在汉朝三百多年没有什么变动;而唐代武德四年(621)起用开元通宝钱,两三百年间也没有什么变动。吕祖谦说:“自汉至隋,惟五铢之法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开通之法不可易。”(这里使用了“开通元宝”的读法)足见五铢钱、开元钱深刻的影响。
到了宋代,货币文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宋代铸币书法布局优美,每个皇帝统治时期几乎都有新的铸币,甚至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种新钱。
从货币经济价值上看,这种多变的铸币看似并不利于交易的稳定,实则不然。不同种类的宋钱,变的是上面的年号,而钱的大小轻重几乎不怎么变化,年号可以看做钱币的年份版次,不同版本的钱币并不阻碍其流通。
宋代的货币文化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越南在北宋时期开始铸造与中国钱相似的货币,朝鲜的铸币也自北宋始。在高丽、日本、交趾三国,宋钱都是主要流通货币。从唐朝至明末,流入日本的中国铜钱在日本作为主币使用。彭信威先生将镰仓幕府时期的日本称为“宋钱区”。
唐宋钱币在明清依然得到一定流通。明代铸币规模较小,明代流通的铜钱中,明钱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唐宋钱,就连私铸,往往也是铸唐宋钱。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在福建漳浦县,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七年八年用元祐钱,九年十年用天圣钱,万历三年又用熙宁钱。《日知录》中也提到“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后至北方,见多汴宋年号…………间有一二唐钱。”这些宋钱,质精且多,被称为“好钱”,甚至有不少是从地下掘出来的,导致本朝发行的新钱“废不用”。(《五杂俎》)看上去,明人对各式各样的宋钱都充满了偏爱,什么都用,就是不太爱用自己本朝发行的钱币,这也是颇为奇特的现象。
货币与政权的命运
新朝历战乱而建立,往往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市场上铸币芜杂,轻重不一,导致交易中诈伪横行。因此,便有了规范货币使用的要求。前朝的货币命运如何,一定程度上也要取决于新铸币的质量好坏,能否真正替代旧钱。历代也有过以官方发行的新铸币兑换民间缺斤少两的“恶钱”、兑换民间流通的古钱币,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旧钱币实现平滑地过渡,而旧钱依然在市场上继续流通。
铜铸币之外,中国历史上一度通行过纸币。元代极力推行纸币“宝钞”,限制金属货币的流通,但是在维持纸币币值稳定的方面,是非常失败的。元末通货膨胀、物价高涨,人民生活困难,而元朝政府也无力处理趋于崩溃的经济体系,进一步滥发钞票,只是雪上加霜。列宁的名言“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毁灭其货币”足证这段历史,在无法遏制的纸钞持续走低与国内日趋紧张的局势之中,元朝走向灭亡。元代的宝钞,也随着政权的灭亡而消泯了。
元至元通行宝钞。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明朝初年,也仿照元朝的做法,用钞不用钱,后来才加以变通。直至纸币价格不受控制,才最终以银钱支付。明正统以后,宝钞并不通行,“钞”用以表示货币却已经深入人心,明末仍以“钞”表示货币,如“银钞”或“钞银”,实际上指的是银、钱,而不再专指纸币。
清军刚入关时,允许明钱流通:“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清史稿·食货志》)我们今天看到的崇祯通宝,其背面印有满文的“宝泉”,或有汉文的“清忠”,两个对立政权的象征全然出现在同一枚货币之上,或许与此有关。
随着清人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稳定统治,前朝的货币便随着朝廷的禁令成为历史。《清史稿·食货志》中说:“馀准废铜输官,偿以直,并禁私铸及小钱、伪钱,更申旧钱禁。嗣以输官久不尽,通令天下,限三月期毕输,逾限行使,罪之。”就是在说,清朝在稳定之后,要求回收铜钱到官府,并且严禁私铸、严禁旧钱。
然而,长久以来市面上通行的古钱很多,一朝禁止势必导致经济动荡。康熙二十四年(1685),学士徐乾学上疏,认为只要便于百姓生活,古钱、今钱可以共同使用,而且这是自古便有的事情,“自汉五铢以来,未尝废古而专用今”。而且,在钱法混乱、经济动荡的时候,能够“资古钱以澄汰”,所以古钱得以易代流通。康熙帝认同他的说法,“尽宽旧钱废钱之禁”。乾隆二十二年(1757),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清廷则重点查收吴三桂留下的“利用”“洪化”“昭武”等伪钱,仍允许旧钱的流通。(《清史稿·食货志》)
清廷虽然严申钱币之禁,但其重点打击对象,其实是民间私铸和一些抗清势力铸造的伪钱。当然,这并不是说清廷支持古钱的流通,清代有组织地回收旧钱并折价兑换为本朝铸币。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货币种类日益繁多,铸币方面既包括传统的白银、铜钱等,也有外国流入的洋钱。晚清引入了新的铸币技术,铸造新的“铜元”,但只通行于部分省份。
广东省造每百枚换一圆光绪元宝铜币。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相知“冰雪”中,习近平成就中外互动的另一种叙事******
(近观中国·冬奥)相知“冰雪”中,习近平成就中外互动的另一种叙事
中新社北京2月2日电 题:相知“冰雪”中,习近平成就中外互动的另一种叙事
作者 钟三屏
“啪!”
伴随着清脆的声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执的冰球落向冰面。天津体育馆内,两国青少年冰球友谊赛正式开球,热情的观众掀起涌动的人浪。
2018年,这个中俄元首互动的画面,成为两国之间友好交往的经典缩影,也书写下习近平以冰雪运动会友的又一个动人故事。
伴随着北京冬奥会的脚步渐行渐近,细心的人们发现,冰雪运动早已走进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外事日程表,被习近平频频带到外交场合。以冰雪运动会友,正在成为中国外交的一道别样风景,也展现出中外互动的另一种叙事。
作为首位出席境外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开幕式的中国元首,习近平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开幕式的现场,给世界带来不一样的中国形象。
在冰雪运动营造的友好氛围下,索契冬奥会的主火炬尚未点燃,多边外交舞台已经热闹非凡。习近平短短43个小时里出席了12场活动,既包括元首会晤等双边活动,又有出席开幕式、参加招待会等多边互动,还有接受俄罗斯媒体专访等公共外交日程。有评论指出,以冰雪运动为媒,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国际多边舞台上,与各国共同谱写出梦想交织共鸣的动人乐章。
冰雪运动,不仅是中国在多边外交场合广聚朋友的“共同语言”,更是在双边交往中深化友谊的“金钥匙”。
习近平在2017年访问芬兰时,于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获赠中芬两国冰雪运动员送上的运动衣,两国元首商定将2019年定为中芬冬季运动年。
2019年,在尼尼斯托总统访华时,为衬托冬季运动主题,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西大厅被冰雪元素装扮一新,中国的大熊猫和芬兰的驯鹿在银装素裹背景下相映成趣。
一来一往之间,中芬冬季运动年正式开启,两国人文交流再添“冰雪元素”。
随着冬奥会正式进入“北京时间”,这种相知于“冰雪”之中的独特叙事,也在向人们讲述着中国的“价值观”与“世界观”。
正如习近平亲自录制视频助力北京申办冬奥时所言,“2022年冬奥会在中国举办,将有利于推动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带动中国13亿多人关心、热爱、参与冰雪运动,让中国人民再次有机会为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和奥林匹克精神传播作出贡献。”
由此,外界不难读出,这种“价值观”以“人”为尺度,这种“世界观”以“相知”为底色。
北京冬奥申办成功后,习近平2017年专程到访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总部。在拥有上万件展品的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陪同习近平参观并全程讲解。习近平则代表中国向国际奥委会送上苏绣《仕女蹴鞠图》,并向巴赫介绍中国古代“足球”。在浓缩着历史的博物馆,中外文明交流相知的一幕,恰与奥林匹克精神彼此映照。
在中外互动中,北京冬奥会不只向外界讲述“高大上”的故事。借助“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东风,家门口的滑雪场、身边的志愿者、孩子们的滑冰课,勾勒出中国百姓日常生活的生动图景,更立体的中国形象在世界得到呈现。
“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不仅可以增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也给世界展现了阳光、富强、开放、充满希望的国家形象。”今年伊始,习近平在考察北京冬奥筹备工作时有感而发,“历史会镌刻下这一笔,世界将对中国道路有全新的认识。”
2008年的北京,在全球40多亿电视观众的注目下,中国以一场无与伦比的奥运盛会刷新世界的“中国印象”。2022年,透过北京冬奥会的窗口,正不断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中国将如何与外界互动,人们同样期待。
在“冰雪”中相知,中外互动的另一种叙事,已经悄然展开。(完)(图片素材来源:新华社、中新社、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网)
出品人:陈陆军
总策划:王晓晖
监制:张红、夏宇华
策划:郭金超
统筹:梁晓辉、王凯
主笔:黄钰钦
视觉|编辑:张舰元、李雪瑶、马学玲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